距离手术的时间已经四年多了,四年前的十月份是黑暗的。对手术效果的担忧,对未来的迷茫,对家人的期待,这些抹之不掉,挥之不去的问题深深将我困住。每天将自己关在暗淡的房间里,即使晚上也不开灯,用手机录着自己的声音,希望能听到一个清晰的回音,期待-失望,期待-失望重复着......
在那些吃全流质的日子里,虚弱的身躯甚至支撑不了我爬上二十阶的楼阶,看着年迈已高,白头渐多的父亲在身边扶着,我的心在滴血。对于父母,终于盼到我大学毕业,本刚可以停下歇歇,可我又进了手术室,反倒还要他们照顾,我心里填满内疚。我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面对着夕阳发呆,我怕看到父母在为我操劳,更害怕他们看出我的内疚而更加难过。
在一个阳光的午后,父亲问了我句:“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?”我支支吾吾了一下才说:准备年后再出去工作了。对于那时的我,父母这本书还读懂得太少,因为那时离过年整整还有三个多月,而家里早已是靠借钱过日子。后来,自己联系上了语音训练,早上坐着三个小时的车程去,晚上坐着四个小时的车程回来,在这条颠颠簸簸的路上,每天要浪费七个多小时。语音训练的老师年龄跟我相仿,很快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从他那里,我知道了很多唇腭裂方面的知识,我把自己的课程设了三天去训练一次,就这样重复着,训练着,努力着,为自己的每一个小小进步惊喜不已。加上手术做得好,大部分代偿习惯属于那类容易矫正的,从念单字,到读唐诗,再聊天说话,一路进步颇快。
年后,我在语训那个城市找了份工作做了下来,一半为语训,一半为挣钱。那时还说服了老板,让我每周四上午请假去语训,代价就是没有周末休息,每月三十天,天天得上班。这一干在那边是一年八个月,也语训了一年八个月。第一年里基本每周都会去,风雨无阻。后来因为做了主管工作忙,二三周才去一次。
随着工作上接触的人多了,发现即使正常人说话,语速太快,语言不标准,夹杂地方口音也是很难听懂的。我们市的市长在电视讲话就将“坐在船头看郊区”说成“坐在床头看娇妻”,闹出这样的笑话来。加上人的表情,手势也会影响沟通,慢慢的也看淡了腭裂的事。或许是我越来越融入到社会当中了。有时去福利院走一走,看着那些智残被父母抛弃的孩子,面无表情,目光呆滞着坐在泥土地上,嘴里念念有词的说些什么,让我觉得自己幸运多了,至少腭裂没有影响我们的智力。人处几十年一晃而过,何必整天死死抱着腭裂这块闷闷忧忧,抱怨不公,怆然泪下。
在工作一的八个月,我就离开了那座城市。一方面有更好的发展,一方面也想戒掉对语音训练的依赖性。在长期的培训中,使我对它有小小的依赖,最主要表现为:二三周不去语训,心里就会莫明其妙怀疑自己说话清晰度是不是在下降,然后就会影响做事的心情。离开了那座城市,我去了SZ一家外企上班,这一晃到现在也快二年了,时间飞逝啊。我这边曾经好奇的问过一个美国老外,如何看待cleft palate,他的回答是“a little defect,a piece of cake"。我跟他说It means more,for me.
回过头来看腭裂手术后这四年,有过希望,有过失望,夹杂着许多欢笑与泪水,期待与无奈,腭裂是烙在我心里的一道印,随着岁月的风干,已渐渐模糊。虽然偶尔还会想起,但以难在我心是激起涟漪,在这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,每天人来人往,除了你自己,还有谁会在意在这人群中有那么一个你,曾经腭裂过......